每一种文明都有其优势和缺点，优势是界定其自身和其得以长久延续的基础，缺点则是需要通过交流互鉴发现并改进的方面。任何文明，只有清晰、理性地认知到自己的优势和缺点，才能建立起成熟的文化自信，才能自觉地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开展文明交流互鉴。习文化思想中文化自信的潜台词首先是理性、客观地认知自己，在此基础上方能开展有效的文明交流互鉴。如果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进行理性的文明交流互鉴，而往往会演化成一边倒地全盘接受和模仿；文明交流互鉴理论的突出潜台词则是“互”和“鉴”，即平等、自觉、主动地开展文明交流，这是更好地建设和完善自身文化、铸牢文化自信、强化自我文化认同的重要机制。自觉理性地开展文明交流互鉴，一是可以通过学习其他文明丰富自身，二是可以其他文明为镜发现自身的优劣之处，以更好地强化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既是中华民族代代接续创造的成果，又是中华民族开放包容、不间断进行文明交流的重要成果。中华民族自新石器时育之初，即开始了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动。到今天，这种交流互动已持续了数千年，丰富和成就了中华文明。大致而言，这种交流互动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古代自在的文明交流阶段。在战争前，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总体上是一种自发、自在的状态。其文明交流主要体现在物质文化的互通有无、技艺与艺术的相互交流学习、民俗信仰和文字经典的传播交流方面。

　　在物质文化方面，如在新疆阿勒泰通天洞遗址中发现的5000多年前来自西亚、中亚东传的小麦，以及来自黄河中下游地区西传的粟米，表明中国与西亚等地的作物交流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石器时代以后，葡萄、棉花、大蒜、汗血马、琉璃、胡床许用应力、香料等来自中亚以西、东南亚的物品陆续引入中国，而中国的水稻也东传入朝鲜半岛、日本，丝绸、竹杖、瓷器、茶叶等向广阔的欧亚大陆中西部地区传播；进入明清时期，来自南美洲的西红柿、土豆、花生、玉米等引入中国，来自东南亚的红木、燕窝、翡翠等也以中国为主要市场。

　　在技艺和艺术方面，如中国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四大发明的西传，中国的发酵酒技术西传中亚、伊朗等地，丝绸、瓷器、茶叶制作相关技艺的海外传播等，惠及和丰富了世界各民族文化；中亚等地葡萄酒酿制技术被引入中原，以及中古时期来自中西亚的犍陀罗艺术、胡舞、胡乐、杂技、幻术等逐渐传入中国，则大大丰富了中华文明。

　　在民俗信仰和汉文字、经典方面，如狮子及其民俗、宗教文化的引入，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再经过中国化改造东传朝鲜、日本等；教、摩尼教、祆教、景教在中古时期传入中国，并在信仰和民俗领域逐渐中国化；汉文字、汉文经典在秦汉时期即开始向今朝鲜半岛中北部、越南中北部等地传播。到了六朝隋唐以后，借助当地人进入中国学习交流、中国人向外移民，以及汉文字、汉文经典等更广泛地传播到朝鲜半岛南部、古代日本列国、越南等地，逐渐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汉字文化圈。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以自发、自在的交流为主。二是中华民族缺乏积极主动追求与其他文明进行全面交流互鉴的计划和动力。与之相应的是，文化交流的载体主要是商人、使团和移民，而前两者又是以中华文明的接纳为主，“走出去”较少，交流内容以文化表层的互通有无为主。三是这种文化交流是基于对周边地区模糊的文化自信展开的。

　　第二个阶段是近代自觉地探索学习海外文明阶段。两次战争以后，中华文明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们开始思考救国之路。他们不断探索，先是抱持“中体西用”，仅学习西方技术，继而尝试改变制度，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学习西方的文化，步步深入，以百年时间走完了一条从文化盲目自信到文化不自信的道路。

　　战争的失败，导致中国口岸被迫开放，中国的主权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清政府和一部分政治、知识精英们开始探索富国强兵之路。他们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的军事制造业和民用工业，如创办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械制造厂等，并以此为基础，训练新式陆军，创办近代海军；兴办轮船、铁路、电报、邮政、矿冶、纺织等各种新式近代民用工业，如上海轮船招商局；创办近代新式学校，选送学生出国学习，培养翻译人才、军事人才和科技人才。这些积极主动地模仿、学习西方的举措，为中国近代工业奠定了基础，但也随着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军事失败告一段落。

　　政治和知识精英们进一步探索富强之路，从制度上反思被动挨打和失败的原因，开始了推动制度变革之路。先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君主立宪制改革，继而有孙中山领导的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和建立共和、议会民主制度的探索。这些制度变革的探索，随着保守、复辟势力的反扑而一次次失败，宣告其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辛亥革命以后，一部分知识精英更进一步反思改革和革命失败的原因，将其归结于更深层的中国封建旧文化体系。于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和高潮的打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社会政治运动不断发酵。

　　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后，蒋介石集团窃取革命成果，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迫害人，建立了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各种新旧势力、各地军阀相互妥协，而又具有独裁性质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虽然也派出大量留学人员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制度、文化等，为中国的进一步近代化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其继续受制于西方列强，被迫接受了诸如西方的基督教、教会学校、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无论优劣、是否适合中国，国民政府被迫一概承受，中国的自主性、文化的自主性都受到极大限制，中国日益沦为资本主义列强初级产业链的一环，以及资本主义文化倾倒和任意改造的对象。

　　总结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开始积极主动学习西方；二是就其交流学习的基础而言，洋务运动时期是盲目文化自信，制度改革、革命以后又转为盲目的文化不自信，甚至全盘否定自身传统文化；三是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的文化交流，突出表现为受制于人的被迫文化交流和接受。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经贸、科技领域为主的主动开放、交流和学习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引进外资，与世界各国在经济、商贸、金融、科技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和标志性开放城市，派出大量留学人员学习各国先进科学技术，广泛参与到世界事务中去。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重要突破。可以说，改革开放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经济腾飞和崛起的基础。

　　福建省马尾造船厂内的法式钟楼（摄于1995年），该钟楼由时任福州船政局局长陈兆锵以法国钟楼图纸为蓝本设计 图刘述先/视觉中国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仍是以经济、贸易、科技为主的交流学习。中国坚持了制度、道路、理论的自信，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觉审视、凝练自身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创的现代文化，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化自信的建设，也未能实现文明交流互鉴的全方位理论自觉。

　　第四个阶段是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自觉和理性实践全面开启阶段。2014年3月，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首次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理念，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019年5月，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主席又提出了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四点主张：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同年6月，在亚信第五次峰会上，习主席进一步提出，要树立平等、互鉴、对线月，在中国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些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和合理念和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精神，既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面向未来的基本行动纲领；既是持续发展和完善中华文化的基本举措，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和机制。

　　2022年11月18日，中国国家大剧院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文明互鉴，携行致远”音乐会暨交流活动 摄影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

　　文明交流互鉴理论首先是提醒世界各国，其文明都可以成为平等、互相尊重的交流互鉴体系的一员，此为“互”之意；其次是提示和引导各文明，自主、自觉地开展对话和交流互鉴，此为“鉴”之意。因此，之于前三个阶段，习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主要特点有：一是强调平等、自觉地开展文明交流互鉴；二是将主要强调经贸、科技等领域的文明交流进一步提升到同时强调人文交流合作、文明对话，是全方位的文明交流互鉴；三是文明交流互鉴以理性的文化自信为基础，并服务于文化自信建设。可以说，文明交流互鉴理论是新时代的思想解放。这一理论的提出和全方位践行，标志着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迈入新阶段。

　　总结以上，我们可以发现，从“文明互鉴”的角度检视中国历史，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主要还是自在地交流和互动学习，而不是自觉地“互鉴”；从“文化自信”角度检视，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交流主要是在模糊的文化自信、盲目的文化自信或盲目的文化不自信基础上的文明交流互动；从文化自信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关系角度检视，以中国几千年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史为鉴，我们认识到，文明交流互鉴需建立在理性文化自信基础上。而这恰是习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内在要义，其理论既是对前三个阶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总结，又是思想的超越和理论的突破；既是新时代的思想解放，又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行动纲领。（作者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